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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校長:饒毅其人其事

時間:2019-12-02

簡介:

  序言:從我聽說和認識饒毅算起,已經有十五年了,但直到2005年才把他當作自己的朋友。而我們真正一起做事、我比較深入地理解饒毅的想法并成為莫逆之交,則發生在2008年我全職回國以后。在別人面前我常常主動提起饒毅,評論他和他做過的事情,因為我總覺得他留給大家的印象過于片面或偏激,他的另外一面很少為人所知,機械工程學院“傳承紅色基因,學習航天精神,爭創雙一流”主題報告會所以也一直想寫篇關于饒毅的文章。但真正開寫,才發覺要把饒毅豐富多彩的性格、行事方式和做過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寫出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篇博客從起意動筆到完成歷時一年多,也不過是擇其一二,講講我眼中的饒毅。]

  說實在的,1998年,剛剛聽說和認識饒毅的時候對他印象欠佳。當時,我剛剛開始在普林斯頓大學做助理教授,天天在實驗室忙得焦頭爛額,除了自己動手做實驗花掉一半時間之外,還忙于指導學生的研究課題、講課、參加學術會議、寫論文和基金申請,天天覺得時間不夠用。比我早三年做PI的饒毅卻很特別,經常寫一些與他實驗室研究課題無關的雜文,評論科學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這些文章引經據典、有時會很長,顯然花了很多時間;他把這些文章通過email群發給在美國的中國學者教授們閱讀。由于對饒毅有成見,他發來的雜文我一般都直接刪掉、不會花時間閱讀。所以,我對饒毅的第一印象是:有點不務正業、喜歡多管閑事。

  因為對饒毅的第一印象不佳,對他要做的事情我也不感興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發生在2001年。有一天,饒毅發來email,希望我簽名支持一項中國的科學研究計劃,其核心是通過引進海外人才,創建十個針對生命科學不同領域的國家級研究所,同時政府通過高強度的財政投入建立一個充沛的基金,用其利息對這些生命科學研究所的運行和科研進行穩定支持。出發點雖好,但這一建議所需的費用在當時令人咋舌:僅僅維持這些研究所的運行就需要130億人民幣(16億美元)穩定基金的支持。看到這個信后,我頗有意見,在當時科研經費還相當緊張的情況下,一下子提出百億元的支持力度似乎異想天開、不負責任:為什么不先建立一個研究所作為試點?投巨資建立這么多研究所誰來負責、達不到預期效果怎么辦?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有多少海外科學家會愿意全職回國工作?當時,我覺得饒毅的建議會帶來不負責任的奢侈和浪費,甚至負面影響國內的科研發展。第二天,饒毅打電話來解釋,我就很情緒化地把滿腹不滿一股腦倒出來。之后還嫌不夠解氣,專門打電話給包括王曉東在內的其他幾個朋友,想抵制這個計劃。當然,這個計劃最終并沒有完全付諸實施,其中的一個試點倒是在2004年起航:即王曉東、鄧興旺擔任共同所長、饒毅擔任副所長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IBS)。

  很有意思的是,當時雖然我在電話里冷嘲熱諷,饒毅卻頗有君子風度、一點都沒有生氣,而是一直耐心地給我解釋他的道理:中國國力已然很強、經濟飛速發展,但科技仍很落后,應該用生命科學的試點來帶動全國科技進步。當時,我根本聽不進去,覺得這小子在狡辯。

  其實,早在1995年,饒毅剛剛在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取得tenure-track助理教授位置的時候,就開始積極參與中國科學的建設,在上海建立了一個小的實驗室。后來,他與魯白、梅林一起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協助蒲慕明,直接參與了中科院上海神經所的創建,并為此承擔了不少壓力。這些事情,我聽說過一些,覺得饒毅還算是個愛國的熱心人,多少對他有了一點好印象。

  真正讓我改變對饒毅印象的有兩件事情。一是在2002年的一次朋友聚會上,我偶爾聽到了饒毅組織BIO2000課程的詳情。原來,早在2000年,饒毅為了改變中國生命科學研究生教學落后的狀況,聯合上海生科院的吳家睿,一起提議、推動、創辦了一門生命科學領域綜合性的研究生課程,取名BIO2000;該課程由饒毅邀請的二十多位海外優秀華人生物學家擔任主講教師,每位教師專程回國在北京和上海各講授6節課,分別針對上海生命科學院和清華、北大的一年級博士研究生。這門課程的開設在當時非常及時,深受學生歡迎,在近十年的時間里成為中國生命科學領域里也許是最知名和最受歡迎的研究生專業課程。為了組織這門課,饒毅花了很多時間和心血,實屬不易!將心比心,我佩服他!

  第二件事情發生在2002-2005年這幾年間。眾所周知,一個中國人在美國的職場上奮斗著實不易;要拿到一份稱心如意的工作比美國本土人難多了,而每升遷一步都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大的成績;即便如此,最終還往往要面臨著一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亞裔很難獲得學術界的領導地位、也很難得到學術界更高層面的榮譽(recognition)。和千千萬萬的留美中國學者一樣,饒毅在十多年前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很遺憾,盡管大家大都能意識到這一問題,但盡力打破這一尷尬局面的中國人實在是少得可憐。原因可能有四條:一是覺得自己的生活已經富足、知足常樂,不必追求其它;二是自己剛剛起步、還沒有面臨玻璃天花板的問題;三是不愿意花時間做這樣一件盡管對大家都好但不知何時才能見效的事情;四是覺得呼吁美國主流社會關注這個問題可能對自己不利(留下負面印象)。饒毅是我認識的華人中為數不多的認認真真花時間、花精力為維護華裔乃至亞裔科學家的權益而付諸實際行動的科學家。

  2003年,饒毅寫了一封長信給美國的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會ASBMB(American Society for Biochemistry andMolecular Biology),善意地提醒他們:在ASBMB長達一百多年的歷史上還很少有亞裔的領導,其主辦的學術刊物中也缺乏亞裔主編和副主編。后來,Duke大學的王小凡教授作為華裔教授的杰出代表受聘JBC(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副主編,也成為JBC歷史上第一位華人副主編。王小凡的聘任也許與饒毅的呼吁不無關系。有意思的是:小凡恰好是另一位為了華人和亞裔利益不懈努力的熱心科學家!小凡上任之后,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力幫助中國學者,包括推薦一批有水平的中國科學家出任JBC編委,用實際行動改善亞裔科學家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同樣,饒毅也寫信給擁有三萬多名會員的美國神經科學會(Society for Neuroscience,SfN),指出該學會的上百個各種各樣的領導位置上,沒有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教授。結果該會在當年的理事會上緊急增補了NIH的魯白進入干部遴選委員會(負責各級委員會的提名工作),斯坦福大學的駱利群進入年會程序委員會(負責下一年年會演講人的挑選工作)。

  饒毅還用同樣的方法給CELL主編Vivian Siegel寫信,建議她增加亞裔科學家在Associate Editors里的比例、特別是鼓勵她邀請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加盟Board of Associate Editors。果然,這一建議也得到了CELL的采納,來自耶魯大學的許田教授成為第一位來自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生中產生的Associate Editor。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應該說,饒毅在客觀上幫助了一大批在美國的亞裔生物學家。我相信,在美國,因為饒毅所作所為而受益的亞裔科學家不在少數,可能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甚至一些人可能還對饒毅印象不佳。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與饒毅的接觸逐漸增多;了解加深,我在2005年前后意識到自己和饒毅在許許多多的原則問題上看法非常相似,包括對亞裔在美國發展的玻璃天花板的問題、對中國國內科技和教育發展的看法、對中國科研文化和學術界的看法、甚至包括一些政治觀點。不知不覺之間,即便在全職回國前,我們已經開始聯合做事。其中一個例子是2005年底在科羅拉多州Boulder舉行的華人生物學家協會(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的年會上,饒毅和我作為辯論的同一方,針對是否存在亞裔玻璃天花板的問題以及如何應對這一問題與另一方展開激烈討論。我倆的共同觀點是:這一現象普遍存在,我們要對美國學術界和全社會大聲疾呼、讓大家關注和解決這一問題,而且要利用所有的機會影響身邊的科學家幫助我們一起改進亞裔的處境。當時,在華人生物學家協會的會員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不承認這種現象的存在或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動。

  從2005年開始,我也加入到以饒毅為代表的一批同仁的努力中來。每一次我外出講學或開會,都會向美國同事和朋友們講述亞裔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每次在普林斯頓大學接待有影響力的科學家,我更是抓住機會陳述其是。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我負責接待來訪的哈佛醫學院教授、當代著名的分子生物學家Tom Maniatis,我決定爭取他的支持。在我的辦公室里,我準備用30分鐘與他討論這一問題;剛剛對他講述了5分鐘,他就打斷我的陳述并贊成道:“一公,你不需要說服我,亞裔的玻璃天花板太明顯了!在七十年代末的哈佛大學已經有很多很多亞裔學生,可能百分之二十、三十,但是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每當我去參加系主任會議或高級領導的會議時,幾乎找不到亞裔的影子!他們(指以前哈佛的亞裔學生)都去哪兒啦?!”隨后的時間里Tom給我出了一些主意,關于如何應對亞裔玻璃天花板的事情;同時,他也非常贊成我們讓美國同行意識到該問題嚴重性的做法,認為這是解決問題的必經之路。

  在以饒毅為代表的一些同道的努力下,美國的一些學術團體、一大批教授專家開始意識到亞裔所面臨的尷尬處境:一方面學術成績出色、經濟狀況良好,另一方面在職場面臨難以升遷的困境。而對于這個問題的普遍認識,讓很多在美工作的華裔學者受益。2011年6月,在謝曉亮主持的北京大學生物動態光學成像中心(BIOPIC)的學術委員會會議上,我又遇見了Tom Maniatis教授,他告訴我,美國科學院已經意識到亞裔沒有得到合理代表的問題,并已經由一些資深科學家成立了一個專門提名委員會(Special Nominating Committee),推動美國的亞裔優秀學者入選美國科學院。2012年,一批亞裔學者通過這個委員會順利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其中也包括幾位杰出的華裔科學家。

  饒毅在2007年9月正式辭去西北大學的終身講席教授職位、擔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我在清華的實驗室于2007年4月開始正式運行,次年辭去普林斯頓的終身教職、負責清華大學生命學科的規劃和人才引進。我們在2007-2010年的三年中聯系密切,幾乎每周都有不止一次的交流,甚至一天之內溝通幾次。我們在原則性的問題和觀點上幾乎沒有任何分歧,在操作層面上密切配合、盡力加強清華與北大之間的合作和發展,成為理念和事業上的盟友。

  2007-2010年,這期間也是我們兩人回國后感覺最艱難的三年,在工作、生活中時時有不順心的事情發生,我們也會彼此鼓勵和安慰,有時會再找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坐坐、樂觀地展望未來。饒毅和夫人吳瑛育有一女一子,2007年剛回國時,老大Elizabeth已上高中、跟著吳瑛留在芝加哥;老二David九歲半、上四年級,于是跟著饒毅回到北京、在北大附小讀書。但對于九歲多的孩子而言,適應北京的環境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盡管2007年暑假饒毅請家教給David補習了三個月的語文,開學以后還是面臨很多問題,壓力一直很大,饒毅也很為此操心。大約在當年的感恩節前,饒毅給我發了一個釋懷的短信,“語文64分,及格了!”。學習還算簡單問題,適應環境對孩子更難些。David回國兩年多之后,學校命題作文“假如我有一雙隱形的翅膀”,David毫不猶豫地寫道,“那我就立即飛回芝加哥……”這種情形對鐘愛兒子、希望兒子有中國人歸屬感的饒毅應該是非常苦惱的。聽到這些令人揪心的事情,我也只能稍稍安慰一下饒毅。好在回國三年半之后,David真正開始喜歡北京、有了中國是家的感覺。

  我也常常向饒毅講述自己的苦悶。我剛回國便面臨很多質疑和不解,公共媒體也屢次把我推到風口浪尖、對我的工作產生一些負面影響。這期間,饒毅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像兄長一樣替我解釋、回應惡意攻擊,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改變了媒體的主流態度;這期間,也有個別頭腦里“階級斗爭”觀念強烈的同事奉勸饒毅不要幫我,不要有“婦人之仁”,免得施一公將來咸魚翻身、成為對手。記得還有一次,我通過短信向饒毅訴說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自己的苦惱,幾分鐘后饒毅回了第一個短信“千萬不要輕易撤,困難肯定很多,本來就是要克服才來的”。饒毅沒等我回復就又發來第二個短信“如果要撤軍,提前告訴,也許一道;當然最好不要,單槍匹馬太難了”。看完第二個短信,我不禁笑出聲來:不愧是自己的好朋友,同進共退!后來饒毅告訴我:他那樣寫是怕我沖動之下頭腦發熱做出過激反應、先穩住我再一起商量對策。其實,我也從來沒想過撤退,只不過是把心里的郁悶說出來,當時就已經感覺好多了。

  我從小有點清高的毛病,很少會長期佩服一個人。但經過十多年的接觸和了解,我從心里敬佩饒毅。首先是他的學問。盡管饒毅花了很多時間去管那些和他“似乎不太相關”的事情,但他是我認識的在科研上最富有創新性的科學家之一,他的思維總是比普通科學家多想兩個跨度、聚焦在一些重大的懸而未決的科學問題上。他讀很多原始文獻,即便是出行也總是帶上一本《自然》、《科學》或《自然-神經科學》閱讀。其次是饒毅的為人,我不敢說我完全理解饒毅,但十多年來我看到的是一個正直、智慧、敢言、有思想、有遠見、心口一致、忠于中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的科學家。

  饒毅說話或做事從來不會故意討人喜歡,但他有自己信奉的原則,并嚴格按照這些原則來做事,即使這意味著他的所作所為會引起別人的誤解。回國六年來,我對逢場作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人早已見多不怪了,也逐漸理解為何有人在不同的場合會適當改變說話的角度,“曲線救國”也不失為一種策略。但饒毅似乎不會改變語氣和講話方式,對所有人的態度總是不卑不亢。我相信,饒毅講給博士生聽的觀點會原原本本地告訴同事、媒體、和領導。這么多年來,我從來沒有見過饒毅在領導面前奉承拍馬、也從未見過他對學生聲色俱厲。饒毅總是用相對平穩的語調說出他信奉的、不是人云亦云的觀點。

  饒毅比我年長5歲,但他生性頑皮而天真、喜歡善意的惡作劇,頗有點老頑童的感覺。我知道很多讓人捧腹的故事,但未經本人同意,還是少說為妙,這里只例舉一二。大約在2009年深秋,我和饒毅應邀參加在京郊鳳山舉行的生物膜與膜生物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學術年會。下午休息,我們一起登上了鳳山山頂。山頂平臺上,正有一位年輕女子和教練一起,背著滑翔傘,準備迎風跳出山崖享受滑翔的刺激和樂趣。可惜,風向突然變成順風,她們只好等待。饒毅上前聊天,得知女子是第一次滑翔飛行,便調侃道(大意):“你不害怕嗎?如果你逆風跳出懸崖的一瞬間風向突然變成順風怎么辦?那你不就摔下去了嗎?不會摔壞嗎?”他越說越來勁、女子越聽越害怕,旁邊一位魁梧男子明顯忍無可忍,喝道,“你這人會不會講話?!一邊呆著去!”饒毅一點不著急、嘿嘿笑笑說,“我先替她把最壞的情況想到,她知道后就不會害怕了”男子越發生氣……我趕緊過去拍拍饒毅的肩膀、讓他少說兩句。當然,女子和教練很順利地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滑翔傘飛翔!

  兩年前的一個假日,饒毅、David和我們全家一起到京郊度假村休息。周六上午,度假村舉行一個盛大的婚禮,非常熱鬧。我與饒毅沒聊幾句,一轉身他就不見了,竟然跑到參加婚禮的賓客中去高談闊論了;我心里納悶:你認識那些人?這么巧?!十幾分鐘后,饒毅又急急忙忙地跑回來了,而且臉上帶著壞笑。我好奇:“怎么回事?”饒毅坦白:“我自稱是新娘的舅舅,開始還好,后來被新娘的家人識破了!”唉,童心未泯啊!

  既然是老頑童,那就時不時地會因為言語不遜在外面惹事兒。饒毅有時會公開取笑別人,有時則是用尖刻的語言奚落別人。別人有不滿頂多是私底下罵罵發泄一下而已,饒毅罵人則常常是公開通過博客、似乎唯恐當事人和百姓大眾聽不到。個別時候他也會罵錯、評論不準確,但他愿意對自己說的話負責。在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諸位可以到他的博客里賞鑒。說心里話,對他的博客文章我并不是一概贊同,每當覺得不妥時,我都替他捏把汗,忍不住提醒!但這就是天真耿直、而又自以為是的饒毅,他絕對不會在背后搬弄是非,而是什么話都擺在桌面上。

  王曉東對饒毅有一個我認為非常精準的評價:predictable!(可以預測!)的確,饒毅始終如一的品行、觀念、和待人處事的方式讓熟悉他的人很容易預測和理解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說心里話,過去三、四年,我幾乎沒有對任何一件饒毅做的事情感到過意外。

  回國六年來,我和饒毅在原則問題上從來沒有分歧,包括共同執筆在2010年9月為《科學》周刊撰寫批評中國科研文化的評論文章(Editorial),但我們在具體處理問題的方式上常有不同,也反映出我們性格上的區別。所以我們決定各自發揮所長、運用自己擅長和能夠接受的方式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揮作用、促進科教發展。每每遇到我們共同關心的具體事情、遇到實際操作時,我們總是很在乎對方的觀點,共同商議、達成共識,統一行動,比如共同建議并創立清華北大生命科學聯合中心以及中心內部的運行。

  我相信我完全理解饒毅回國的赤子情懷,也理解饒毅的行事風格。我常常慶幸自己在一街之隔的北大有饒毅這樣一位好朋友。今年上半年,一位中學同學把我高中畢業時援引巴金、寫給他的臨別贈言重新轉給我:“友情在我過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盞明燈,照徹了我的靈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點點光彩。”我想,我當時對友情的理解也許僅限于中學軼事、同學意氣。現在,則是對價值觀和使命感的認同。在中國,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為了共同的理想而努力;這種感覺,很好!

  饒毅,憂國憂民的科學大家,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犀利耿直的現代魯迅,我行我素的半老頑童。無論你是否喜歡他,饒毅在用自己的方式啟蒙中國社會、也注定留下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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